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42天。也就是说李自成最多当了42天的皇帝。

崇祯十七年（大顺永昌元年，1644年）一月，李自成在西安称帝，定都西安，建国号“大顺”，改元“永昌”。封功臣以五等爵。同时，更定政权机构，改内阁为天佑殿，设大学士平章军事；六政府添设尚书一人，侍郎一人；增置省级机构，设节度使。

同时东征明京师。二月初二（3月10日），在沙涡口造船三千，渡过黄河，攻下汾州（今汾阳）、阳城（今晋城市阳城县）、蒲州（今永济），隔日攻下怀庆（今河南焦作），杀卢江王载堙。初五日（3月13日）攻克太原，牛勇，王永魁等督兵五千人出战尽殁。

初八日以守将张雄作内应，炮轰破城，蔡懋德自缢死。在太原休整八天。十六日，克忻州（今山西忻州），官民迎降，代州（今属忻州）守关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，双方大战十余日，遇吉因兵少食尽，退守宁武关（今山西宁武境）。

周遇吉悉力拒守，最后火药用尽，开门力战而死，全身矢集如猬毛，夫人刘氏率妇女二十余人登屋而射，全被烧死。

三月初一日（4月7日）李自成克宁武关，前后死将士七万余人，伤亡惨重，《罪惟录》记“后贼陷京师，多有手足创者，皆经战宁武者也。”，李自成下令屠城。当晚，大同总兵姜瓖投降，宣府总兵王承胤降表亦到，又连下居庸关、昌平。

三月初八日，兵至阳和。十一日，大顺军开进宣府，“举城哗然皆喜，结彩焚香以迎”。崇桢帝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、蓟辽总督王永吉、昌平总兵唐通、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城，并号召在京勋戚官僚捐助饷银。

崇祯十七年（大顺永昌元年，1644年）三月十五日（4月21日），农民军抵达居庸关，监军太监杜之秩、总兵唐通不战而降，同时，刘芳亮率领南路军，东出固关后，真定太守邱茂华、游击谢素福出降，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投降。三月十六日，李自成部过昌平，抵沙河。

十七日进高碑店、西直门，以大炮轰城，入午攻打平则门、彰义门、西直门。三月十七日半夜，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，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。三月十八日，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帝秘密谈判。

据《小腆纪年附考》卷四载，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：“闯人马强众，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，退守河南，闯既受封，愿为朝廷内遏群寇，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。但不奉诏与觐耳。”双方谈判破裂。

三月十九日清晨，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，迎刘宗敏所部军，中午，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，从德胜门入，经承天门步入内殿。此时崇桢带着太监王承恩上煤山瞭望，又返回乾清宫，大臣皆己逃散，最后崇祯前往景山自缢，史称甲申之变。

李自成下令将崇祯“礼葬”，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，后移入佛寺。二十七日，葬于田贵妃墓中。

李自成入住紫禁城之后，封宫女窦美仪为妃。大顺军入北京之初，1644年全国形势兵不满二万，李自成下令：“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。”

京城秩序尚好，店铺营业如常。但从二十七日起，农民军开始拷掠明官，四处抄家，规定助饷额为“中堂十万，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，道科吏部五万三万，翰林三万二万一万，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”，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，“木皆生棱，用钉相连，以夹人无不骨碎。”

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，人心惶惶，“凡拷夹百官，大抵家资万金者，过逼二三万，数稍不满，再行严比，夹打炮烙，备极惨毒，不死不休”，“牵魏藻德、方岳贡、丘瑜、陈演、李遇知等，勋戚冉兴让、张国纪、徐允桢、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。”

谈迁《枣林杂俎》称死者有1600余人。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，臣将骄奢，“杀人无虚日，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”。

参考资料：百度百科-李自成（大顺政权建立者）

李自成、张献忠分别以“大顺”为国号或年号，可能也含有“顺天应民”之意。《礼记·礼运》有云：“四体既正，肤革充盈，人之肥也；父子笃，兄弟睦，夫妇和，家之肥也；大臣法，小臣廉，官职相序，君臣相正，国之肥也；天子以德为车、以乐为御，诸侯以礼相与，大夫以法相序，士以信相考，百姓以睦相守，天下之肥也。是谓大顺。”孔子认为：“昔三代明王之政，必敬其妻、子也有道。妻也者，亲之主也，敢不敬与？子也者，亲之后也，敢不敬与？君子无不敬也！敬身为大，身也者，亲之枝也，敢不敬与？不能敬其身，是伤其亲；伤其亲，是伤其本；伤其本，枝从而亡。三者，百姓之象也。身以及身，子以及子，妃以及妃，君行此三者，则忾乎天下矣。大王之道也如此，则国家顺矣。”(《论语.哀公问（礼）》)儒家所说的“大顺”是对天下大治的理想社会秩序的概括。不仅儒家推崇“大顺”，老、庄学派也倡言“大顺”，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：“玄德深矣远矣，与物反矣，然后乃至大顺。”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部队中，有一些下层知识分子，他们对这些经典肯定有所了解，因此上述这些说法很可能就是“大顺”国号的来源之一。“大顺”国号的直接来源还有可能是出自民间流传的一则刘伯温（即刘基）作的谶语。刘伯温是元末明初著名的军事谋略家、政治家。他“博通经史，于书无不窥，尤精象纬之学”，在朱元璋东征西讨、创建明朝的过程中，刘基屡屡出谋划策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大概由于他精通术数，足智多谋，因此在他去世不久，社会上就流传开一些关于他的神异故事。到明代中叶以后，刘伯温的大名几乎是家喻户晓，托名于他的预言也越来越多，并被文人学士收入笔记杂谈中。其中一则云：高庙（即明太祖朱元璋）尝命伯温卜历数之长短，伯温卜之曰：“遇顺则止。”高庙遂以书手空，良久曰：“三百单八亦足矣。”然此亦圣祖之谦德耳。盖其取天下于夷狄之手，名正言顺，虽汤武不能及。圣子神孙，享帝王莫大之业，虽与穹壤共敕可也。所谓“三百单八”，何足云乎！（邓士龙辑《国朝典故》卷62）后来“遇顺则止”的谶语，逐渐在社会上传播。在流传甚广的托名刘伯温所作的《烧饼歌》中，也有“遇顺则止”之语。据研究，《烧饼歌》虽然产生于晚清，但其内容多取材于明清野史所传载的刘伯温谶言故事，“遇顺则止”被收录其中，正说明这一谶语的流传之广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，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，都不免会有帝王思想和迷信观念。他们大多都迎合或制造一些谶语，以表示天命眷顾，从而增强自己行动的合法性。据记载，宋献策曾上谶记曰“十八子主神器”，“自成大悦”（吴伟业《绥寇纪略》卷9）。以算命占卦为业的宋献策对刘伯温轶事一定会很感兴趣，恐怕不会不知道“遇顺则止”的谶语。李自成对军师宋献策极为器重，建立国号这样的大事，必然要征求宋献策的意见。“大顺”国号的提出很可能是宋献策等人的建议，以暗应谶语，表示李自成是大明王朝的终结者。而张献忠以“大顺”为年号，也有可能是为了暗应“遇顺则止”的谶语。